侦察伏击
侦察任务还在继续，尤其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上空，支援以军在慕尼黑奥运会谋杀事件后打击巴解组织，但它们同样也在约旦和苏伊士运河上空活动。新上任的101中队侦察官吉登.利夫尼于1973年2月12日至8月21日间完成了12次侦察任务：4次在埃及上空(1972年6月13日那次遭到了2枚SA-2导弹的攻击)、3次在黎巴嫩上空、2次在叙利亚上空、3次在约旦上空。
叙利亚的侦察任务是从高空执行的，侦察机经过戈兰高地进入叙利亚，以弧线航迹飞行，在地中海沿岸离开叙利亚。叙利亚人最初采用迎头攻击的战术来拦截这些侦察机，但有限的空间让他们没法获得成功。最后，叙利亚人意识到成功抓住以色列战机的方法就是向出口处派出截击机。到了1973年夏，叙利亚米格-21已经离得很近，无法再被忽略。事实上，101中队的高级副中队长以色列.巴哈拉夫在60000英尺高度飞行时用相机拍摄到了下方20000英尺处的一架叙利亚米格-21。
在一线的时候，天火和鹰就像是国王一样地被伺候着，这也是它们本应得到的。
为了把叙利亚人赶走，以色列空军于1973年9月13日布置了一个伏击圈。119中队的鬼怪II执行照相侦察任务，还有2支战斗空中巡逻四机编队在地中海的低空巡逻，等着叙利亚米格-21的出现。另有一只鬼怪II四机编队在南方更远处----107中队的大锤和117中队的天火在地中海上空潜伏，101中队的四机编队作为后援。以色列.巴哈拉夫回忆道：
“我们的四机编队并不是这次伏击的主要参与者，因为不是由101中队来组织，所以我们飞行员的态度是‘让我们等着下次来做庄’。我是高级副中队长，因此由我来负责这次任务。和我一起升空的是预备役飞行员亚伯拉罕.萨尔蒙、2名没有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阿米.卡里赫曼和拉南.尼曼。
“我们距离伏击区有80英里远，我指出即便是以最快速度飞行，赶到战场也要花上8至6分钟时间，而一场空战不会持续这么久！在巡逻过程中，我不断地更换着无线电频道，听听有什么进展。当我听见米格机确实出现后，我开始转向北面。地面管制拦截官大叫道‘你们没有得到允许，立刻回到你们的巡逻位置上。’但是当其它编队也被派去拦截时，我已经开满加力在爬升中了。爬升到高空后，我命令扔掉副油箱，以超音速向战区俯冲下去。
“过了没多久，我就得到了离开巡逻区北上的许可。然后，更多的米格机出现了。地面管制拦截官命令‘全速’并引导我前往战区，但我在无线电里听到有米格机从东面飞来，根据我的计算，战区内的米格机快没油了。等我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危险的是新抵达的米格机，我应该朝它们迎面飞去么？不，我得追上他们。这是一系列不守纪律的行为，我没有听地面管制拦截官的。
1973年9月13日的那场空战结束后，亚伯拉罕.萨尔蒙走下天火59的座舱，他在这场空战中击落了一架米格-21。
“我击落了2架米格-21，一架用导弹，另一架用航炮，炮弹在600米的距离上准确命中，萨尔蒙追赶着2架米格-21并击落了一架。在总结报告中，我得知在我们抵达的时候，我方飞行员已经吃不消了，他们的油料所剩无几，而且还有米格机抵达，但是我就在他们后面。”
在叙利亚海岸的一系列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声称击落了12架米格-21，损失了一架117中队的天火(天火82)，飞行员约西.西姆霍尼安全跳伞，而117中队的阿莫斯.巴尔也获得了一个战果。事后，这场空战经常被拿来和1967年4月7日的那场空战相比，后者导致了六日战争的爆发。然而，这两次胜利也有不同的地方。1967年4月7日那场空战确实让冲突升级到了六日战争前的高潮，但1973年9月13日那场空战与埃及联合叙利亚进攻以色列并没有关联，只是一次联合行动，目的在于让以色列空军获取该地区的制空权。
1973年9月13日，117中队的约西.西姆霍尼(右)被叙利亚米格-21击落，照片中，中队长耶胡达.科伦(左)正迎接他的归来。
第五章 赎罪日战争
1971年3月4日，耶尔米.凯达(Yermi Keidar)成为了第二名因驾驶天火55而受重伤的飞行员。他昏迷了7天，脑部和体内严重受伤，手掌和手指被扎断，同时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九个月后，当他离开医院时，他的伤腿被截短了2英寸，限制脚踝的活动并且不能再驾驶喷气机，他受到的伤势如此引人注目，以至没有人在意他的要求----没有人，就是这样的，除了以色列空军司令本尼.配雷德(Beni Peled)和101中队的中队长阿维.拉尼尔(Avi Lanir)。来自医院的报告说如果凯达再次弹射的话，那么他的那条伤腿就保不住了，也就是因为如此才没有让他再次驾驶喷气机。
“倒霉的”天火55最后在1971年3月4日于阿里什的一次紧急降落事故中报销，飞行员耶尔米.凯达身受重伤，这架飞机也没有再被修复过。
然而，在1972年5月5日，他在完成身体检查后又回来和拉尼尔一起驾驶一架双座的天火。第二年，凯达非常肯定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经验，然后参加了他的第一场战斗，那就是赎罪日战争。
这天是犹太人赎罪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以色列的一切东西都停止下来，没有车辆、没有广播、没有电视节目肯定也就没有飞行。但是在赎罪日早上----1973年10月6日----在埃锡安，144中队的中队长梅纳赫姆.沙龙(Menachem Sharon)命令他的高级副中队长耶尔米.凯达组织一支四机编队去沿苏伊士运河执行侦察任务。任务的主要目的就是证实情报部门马上要开战的消息。中队已经召回了所有的应急飞行员和预备役飞行员，凯达在其中挑选出两人做他的2号机和3号机，4号机从现役飞行员中挑选，抵达目标上空的时间是14:00，他回忆道：
“我们从低空飞向起始点，在那里爬升后进行巡逻，就像平常一样，我巡视着天空，但是看不见侦察机----不是幻觉，什么都没有。这很奇怪，在拉起两分钟前，地面管制拦截官还打破无线电静默告诉我‘马德里，航向270’一开始我非常惊慌，我以为自己迟到了，但是我后来才反应过来我收到的命令不是爬升而是交战！
和敌机在前线部队头顶上战斗的危险从这张鹰的照相枪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敌人领土上方低空飞行，注意力集中在战场上的小目标，将飞行员暴露在大量的威胁下----小口径武器、致命的ZSU-23高射炮、肩扛式SA-7导弹、机动的SA-6、SA-2和SA-3地空导弹系统。
“地面管制拦截官告诉我敌机在奥姆哈希巴(Om Hashiba)上空，并且要求我爬升到10000英尺，但是我什么也没发现。然后他又说‘他们在低空’，我们随后俯冲，可仍旧什么也没发现，他再次说‘他们在8000英尺高度上。’所以我们又开始爬升。突然，在我爬过7000英尺后才发现了他们----低空有四架苏-7，距离地面大概只有300英尺。我们扔掉副油箱，跟在他们后面冲下去，我的左边是阿萨夫.本.努，右边是施穆尔.梅纳赫姆(Shmul Menachem)和约瑟夫.莱维(Yosef Levi)。我腾给了阿萨夫足够的空间，让他可以追赶后面的那架苏-7，然后，我重新咬住平行飞行的敌3号机。我发射了一枚蜻蜓-2，导弹非常准确的朝目标飞去，但是它擦过那架苏-7的尾喷口却没有爆炸----也许接近机身时引信失效了。就在那时，我在左边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爆炸，和我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那架苏-7消失了，阿萨夫把它击落了。”
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境内空军基地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