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视图集
P-40E“106”，75FS中队，湖南省衡阳市，1942年7月。当23FG大队组建时，前AVG的P-40E被交给了衡阳的75FS和桂林的76FS中队，这些单位里混杂着刚入队的美国陆航军官和同意继续留任并帮助23FG大队继续发展的AVG老鸟。前AVG飞行员约翰.皮塔克(John E Petach)和75FS中队一起飞行，7月6日，他驾驶此机击落一架キ-27九七式战斗机，且可能击落另一架，但是4天后，他在俯冲轰炸江西省临川市的日军目标期间被地面火力击落阵亡。现在还不知道皮塔克阵亡时他是否驾驶这架带AVG第二驱逐机大队蓝色竖条的“106”号机。
P-40E“104”，76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2年夏。最近的研究显示出所有AVG的P-40E都在浅灰色上涂有橄榄褐，这架“104”号机上的双色迷彩可能指出这是一架在23FG大队于1942年秋换装P-40K前接收的少量E型补充机体之一，此机由2名成功的中队长----爱德华.雷克托(Edward F Rector)和布鲁斯.霍洛威(Bruce K Holloway)相继驾驶，后者告诉作者说“104”号机可能与76FS中队里进行了重新涂装。
P-40B“46”，74FS中队，云南省昆明市，1942年9月。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R Smith)是美国陆航派到74FS中队里的首位飞行员，9月8日，他获得了该中队的首次胜利，驾驶这架AVG的二手货于昆明上空击落一架日军的キ-46百式司侦。23FG大队里绝大多数P-40B(按照美军的命名方法)都被集中到74FS中队里，他们作为训练单位至1942年末，同时为昆明的防空提供支援。1943年春，残存的P-40B被运至卡拉奇，在那里被当做教练机使用。
P-40E-1“22”，16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2年10月。16FS中队是51FG大队临时借给23FG大队的，而且一直配属到1943年秋。该中队的P-40不同于23FG其它大队的涂装就是飞机身上的美军标识。他们手里的绝大多数战斧，其中包括这架“22”号机，都在机身上涂有“空中万里长城”的队徽。1942年11月23日，哈里.派克(Harry M Pike)少校驾驶此机在桂林上空击落一架日军キ-21九七式轰炸机，当罗伯特.莱尔斯(Robert Liles)到来接替他后，派克被调入23FG大队本部，1943年9月15日，他在被击落后被日军俘虏，关在战俘营中直到战争结束。
P-43A“149”，1942年末，76FS中队，云南省昆明市，1942年末。23FG大队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唯一一支使用P-43获得过战果的作战单位。这些飞机基本为中国空军调借过来的，由于其优异的高空性能，这些P-43主要当做侦察机使用。1943年1月2日，杰弗里.韦尔伯恩(Jeffery Wellborn)上尉驾驶此机在前往缅甸侦察的返航途中遇到了一架キ-46百式司侦，并将其击落，获得了美国陆航在P-43上的唯一一次胜利。一些23FG大队的P-43照片显示这些飞机的主翼下放保留了中国空军的标志，但主翼上方没有任何涂装。
P-40K“7”，1942年12月，23FG大队，云南省昆明市，1942年12月。这架飞机是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L Scott)上校原本P-40E的替代机，他在自己的书里将其称为“Old Exterminator”。斯科特于1942年11月至12月间驾驶这架飞机，之后返回美国，虽然座舱下画上的12面日本膏药旗，但是他的实际战果只有10架。中国航空特遣队的作战官克林顿.文森特(Clinton Vincent)少校是下一位驾驶此机的飞行员，他以自己妻子的名字Peggy来给这架飞机命名。
P-40K“23”，23FG大队，云南省沾益县，1943年2月。当16FS在1943年初接收新的P-40K时，这架编号“23”的飞机被分配给了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A O’Neill)上尉，涂装和该中队之前使用的P-40E一样，其中包括了空中长城、美军标志和起落架轮毂上的白五星。一些E型机留在中国前线，继续执行了一年的作战任务，最终被P-51取代。奥尼尔驾驶此机在1942年11月27日、12月28日、1943年1月16日各击落一架日机。
P-40K“110”，76FS中队，云南省昆明市，1943年春。到了1943年春，76FS中队已经将他们的涂装标准化了，把机身的蓝色竖条作为制式涂装，尾部的战术编号从100至149不等，杰弗里.韦尔伯恩(Jeffery O Wellborn)于1942年9月入队，两周后驾机在敌占附近区迫降，但是成功归队，座舱下的一面日本膏药旗代表他在1943年1月2日驾驶P-43击落的那架百式司侦。
P-40K“161”，75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3年春。约翰.汉普夏尔(John F Hampshire)的这架座机展示了75FS中队这一时期的标准涂装，分别是机身后方的白色竖条和150至199之间的尾部战术编号，此外还有起落架轮毂上红白蓝三色涂装。汉普夏尔是一位攻击性很强的飞行员，1942年11月27日，他成为了75FS中队的首位王牌，获得了他的第3次、第4次和第5次胜利。1943年5月2日阵亡时，他以13架战绩在中国战区里排名榜首。
P-40K“111”，76FS中队，湖南省零陵县，1943年5月。作为一名曾在菲律宾和爪哇岛战斗过的老鸟，格兰特.马奥尼(Grant MAhony)少校于1942年末抵达中国，并在1943年初接过了76FS中队的指挥权，直到年中。期间获得了自己的第5个战果。马奥尼于1944年重新回到中国服役于第一空中突击队，之后被调至太平洋战区，1945年1月3日役于8FG大队时驾驶P-38被击坠身亡。“111”号机垂尾上的2条中队长白线也是23FG大队仅知的涂装。
P-40K“115”，76FS中队，湖南省衡阳市，1943年8月。马文.卢布纳(Marvin Lubner)以自己最喜欢的棒球队“Brooklyn Dodgers(现在的洛杉矶棒球队)”来给自己的座机命名，这里的“115”号机上展示了他于1943年8月23日获得的第5个战果，他在1942年9月至1943年11月间击落了6架日机，但是当他于1945年重新回到中国后却没有机会再获得更多的战果。
P-40K“24”，74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3年夏末。威廉.霍金斯(William B Hawkins)于1942年秋首次抵达中国并加入74FS中队后，此机便成为了他的座机，一名飞行员被派给一架他曾在印度驾驶过的飞机时很少见的，而且霍金斯在中国的轮战期间只驾驶这架飞机。座舱下的战绩包括了他在1943年9月2日于香港用跳弹炸沉的一艘日本船。垂尾上黑色的美国陆军编号42-46252在23FG大队的P-40上相当少见。注意后机身下方的第二个炸弹/副油箱挂架以及红色的螺旋桨整流罩，后者是74FS中队当时的特色之一。
P-40M“179”，75FS中队，云南省昆明市，1943年夏末。1943年5月至6月，新的P-40M开始运抵中国，这架编号“179”的飞机被分配给75FS中队的詹姆斯.李(James L Lee)中尉。座舱下的战果是1943年4月间击落两架日机，至年底还加上了2个可能击落和一个击伤战果。从P-40M开始，窛蒂斯把之前战鹰的棕/绿/天灰迷彩改成了橄榄褐/自然灰涂装。这里，“179”号机的垂尾上涂有75FS中队的“鲨鱼”队徽，并在后机身涂有一道白色竖条。
P-40K“14”，16FS中队，云南省云南驿镇，1943年夏。到了1943年夏，16FS中队的空中长城涂装就从战鹰的机身上消失了，其中包括这架飞机。主起落架轮毂是白色的，上面带有绿色的螺旋纹路。座舱下的一面日本膏药旗代表着克莱德.斯洛卡姆(Clyde Slocumb)于1942年11月2日在桂林上空击落的一架日机。斯卡洛姆回美国呆了一年，然后回到中国指挥75FS中队，直到战争结束。
P-38G“？”，449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3年夏末。449FS中队于1943年7月抵达中国，在23FG大队旗下呆了3个月后被调给51FG大队。一开始，他们的P-38并不受陈纳德的欢迎，因为这些飞机消耗了大量油料，但闪电的速度、航程和高空性能很快就证明了它们的优势。厄尔.赫姆斯(Earl E Helms)中尉就是首批随449FS中队来到中国的飞行员之一，1943年7月29日，他驾驶此机于香港上空击落一架A6M零战，他之后又击落2架キ-44并击伤一架キ-43。在此期间449FS中队的P-38没有在散热器整流罩刷上识别数字，但接下来采用了从300至349不等的战术编号。主翼发动机排气管的废气几乎把垂尾上的美国陆军编号都盖住了。
P-40K“1”，23FG大队，广西省桂林市，1943年9月。布鲁斯.霍洛威(Bruce Holloway)于1942年5月抵达中国，负责观察AVG的作战行动，在他们解散前曾执行过几次平淡的任务。当23FG大队于1942年7月成立后，霍洛威成为了执行官，后来曾短期担任76FS的中队长，1943年，斯科特上校回国后，他成为了23FG的大队长。当霍洛威收到回国的命令时，他以13架战绩坐上了中缅印战区头号王牌的交椅。这架P-40K是的座机，但是1943年9月8日，另一名飞行员驾驶此机执行任务期间被击伤。飞机被修好的时候，霍洛威已经离开了中国。
P-40K“36”，74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3年秋。弗雷德.梅耶(Fred Meyer)在1943年4月中作为一名补充飞行员被派至云南驿并加入74FS中队，当月晚些时候，他逃过了日军对云南驿机场的轰炸。1943年9月8日，他驾驶霍洛威的P-40前往广州，结果被击伤，但他挣扎着将飞机飞回了桂林。梅耶的所有战果全部于1943年12月获得，在衡阳上空的2次任务期间击落一架キ-43一式隼战，另有可能击落一架并击伤3架。注意尾舵上延长的配平片，1944年春，此机在桂林的一次迫降中由于磨损太大而报废。
P-40K“171”，75FS中队，湖南省衡阳市，1943年末。在埃尔默.理查德森(Elmer Richadson)于1942年秋被调往中国前，他曾在运河区驾驶战斗机，进入战场后，他把之前的飞行经验充分展示出来。一年后，理查德森获得了6个战果，并成为了75FS的中队长，就像这架P-40K的后机身上2条中队长白线展示的一样。1943年12月调入23FG大队本部后，他又获得了2次胜利，并在地面上摧毁一架敌机。“171”号机展现了75FS中队涂装的改变，其中，螺旋桨整流罩的前半部分被涂成白色，且将战术编号移至垂尾，以腾出位置在后机身刷上美军的标志，但这架飞机还没有将蓝底白五星其涂上。
P-40N“21”，74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3年12月。哈林.维多维奇(Harlyn Vidovich)是一名血统纯正的派尤特-肖肖尼族(Paiute Shoshone)印第安人，1943年5月他驾驶此机首次出击，之后不到一个月就于衡阳上空获得了首次胜利----可能击落一架敌机。至年底，他有两个战果入账。1944年1月18日，他的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中失事，维多维奇身亡。作为首批抵达中国的P-40N-5之一，“21”号机安装了早期P-40E的大轮胎。这么做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有早期的大轮胎补给，但缺少新式战鹰的27英寸小轮胎。
P-51A“122”，76FS中队，江西省遂川县，1944年2月/3月。这架飞机是驻印度311BG大队交付给23FG大队的首批野马之一，并集中装备76FS中。这些P-51于1943年感恩节首次参与实战，轰炸新竹机场。这架“122”号机上画有约翰.斯图尔特(John S Stewart)的所有战绩，他当时是76FS的中队长及王牌：在1943年7月23日至1944年2月12日间击落的5架战斗机、3架轰炸机和一架运输机。和之前的P-40一样，斯图尔特在机鼻上写上了自己妻子的名字。
P-40N“45”，74FS中队，湖南省衡阳市，1944年6月。作为74FS“学校”中队的最初一批飞行员之一，亚瑟. 克鲁克香克(Arther W Cruikshank Jr)在战斗中学习，他所有的战绩均于该中队服役期间获得。1943年6月，他结束了第一次轮战，翌年5月重返中国，成为旧部的中队长。他渴望扩大自己的战果，1944年6月25日他又获得了两次胜利，但是第二天就被击落了。在中国游击队的帮助下，他成功躲避了日军的搜捕，并于8月重新归队，之后没多久就回家了。这架P-40N是克鲁克香克的指派座机，在尾舵上涂有74FS中队的队徽。
P-40N“22”，74FS中队，广西省桂林市，1944年夏。查尔斯.库克(Charles E Cook)是一名1943年末才来到中国的补充飞行员，但很快就于12月10日击伤一架キ-43一式隼战。至1944年8月，他已是一名久经战火的老兵了，并参与了湘江平原上空的大量战斗，且击落2架日机，此外还有两个可能击落(座舱下方的半面日本膏药旗)和1个击伤的战果入账。“22”号机安装了一个补充的发动机整流罩，上面没有鲨鱼嘴涂装，而且螺旋桨整流罩的前方也被刷成红色的，后者是74FS中队在这一时期的制式涂装。当该中队接收了新的P-51后，这些P-40被转交给了中美联合航空队5FG大队。
P-51B“11”，23FG大队，广西省桂林市，1944年夏。传奇人物大卫.希尔(David Hill)是AVG和中国航空特遣队的一位王牌，他于1943年11月回到中国担任23FG的大队长。1944年3，在安装灰背隼发动机的野马运抵中国后，他便将这架P-51B-2当做自己的座机----这架飞机在书面上是隶属74FS中队的。1944年5月6日，希尔驾驶这架野马于一次轰炸机护航人物期间获得了他的最后一次胜利，使得总战果达到了14.75架。夏天，希尔继续驾驶这架飞机，直至1944年10月返回美国。
P-51C‘103’，76FS中队，广西省柳州市，1944年夏。1943年12月27日，鲍勃.谢弗(Bob Schaeffer)驾驶的P-40在遂川县附近的一场空战中被击落(见本书封绘)，那时他已经很久没来中国了。但他3天后他再度升空，于遂川上空击落一架‘零战’，很显然这是一架キ-43一式隼战。1944年8月29日，谢弗驾驶这架P-51在洞庭湖附近的一次扫荡任务里击落一架キ-44二式钟馗，这也是他的第二个战果。“JEANNE IV”表现出了当时76FS中队的典型涂装----蓝色的螺旋桨整流罩和3位数的战术编号。
P-51C“187”，75FS中队，湖南省芷江县，1944年11月。作为75FS中队的最后一名王牌飞行员，弗莱斯特.帕勒姆(Forrest Parham)在1944年8月至11月间驾驶这架飞机获得了他所有的5个战果。他的第5次及最后一次胜利于11月11日在衡阳上空取得，75FS中队的同伴唐.洛佩兹也在同一场空战里取得了他的第5个战果。帕勒姆在75FS中队里一直呆到1945年春，1945年4月2日，他在轰炸上海机场的行动中被击落，但他逃过了敌人的抓捕，一个月后重新归队。从1944年末开始，7黑色尾巴就成为了75FS中队的标准涂装，并一直使用到战争结束。
F-6C“600”，118TRS中队，江西省遂川县，1944年11月。好斗的爱德华.麦科马斯(Edward McComas)在1944年中率领118TRS中队来到中国，手下的飞行员们励志成立战区的最高王牌，而且他几乎就要实现这个目标了。可是该中队前几个月的战斗表现却并不好。在1944年10月16日至12月24日间，他获得了14次胜利，其中包括在12月23日单日击落5架日机，使得他成为了23FS大队唯一的一天王牌。虽然麦科马斯的那架P-51D“600”号机更著名，但他的绝大多数战果都是在这架F-6C侦察机上获得的。118TRS中队的野马机身上涂有各种各样的“黑色闪电”涂装。
P-51B“40”，74FS中队，江西省赣州市，1945年1月。从1944年6月起，约翰.赫伯斯特(John C Herberst)在中国服役的7个月获得了18次胜利，从而成为第14航空队里的头号王牌。他还随皇家加拿大空军在欧洲作战期间击落一架德机，并将其刷在了野马“40”号机的座舱下。赫伯斯特以他的小儿子Tommy来命名自己的座机，回到美国后，他加入412FG大队，这是美国陆航首支装备喷气机的作战单位。1946年7月4日，他丧生于圣迭戈的一次飞行表演事故。
P-51B“48”，74FS中队，江西省赣州市，1945年1月。伊拉.宾克利(Ira Binkley)的野马像约翰.赫伯斯特(John C Herberst)的座机一样，在座舱下涂满了战绩标识(只有两位数的战术编号不一样)，都是74FS中队这一时期的标准涂装。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11个地面摧毁战果和1架空中击坠战果全部画在了座舱下----74FS和118TRS中队自1944年末以来的标准涂装。1945年1月17日，宾克利在带队轰炸上海虹桥机场的行动中于地面上摧毁了6架日机，他在1945年被晋升为上尉，2个月后回国。
P-51D 44-12293，23FG大队，云南省陆良县，1945年春。作为AVG和中国航空特遣队的一名老鸟，爱德华.雷克托(Edward F Rector)第二次来到中国后就职于23FG大队本部。他在1944年的一次事故中差点摔死，当时他准备跳伞，可自己P-51B的座舱盖却卡主了，但他最终成功跳出了那架野马，安全落地并逃过了抓捕。雷克托立刻停飞了所有的野马，直到所有飞机的座舱盖都通过检查。他还从首批抵达中国的P-51D里挑选出一架，当做自己的座机，在机身后部的三条色带代表着23FG大队旗下所有的三支中队。雷克托率领着该大队直至战争结束。
P-51D 44-11276“125”，23FG大队，云南省陆良县，1945年春。查尔斯.奥尔德(Charles H Older)已经是一名两位数王牌(double ace不译作双料王牌，这是国内早期翻译出版物里的一处错误)，账下拥有10个战果。1944年夏，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作为23FG大队的作战官和副大队长。1944年7月28日至1945年1月17日间，他又获得了8次个战果，使他的战绩和74FS中队的约翰.赫伯斯特(John C Herberst)在中缅印战区并列第一。战后，奥尔德的法政生涯也很精彩，他一生中最耀眼的时候就是在1967年出任洛杉矶市最高法院的法官，经手他审判的案件包括了著名的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杀人案。注意机鼻上“YOKAHAMA”一词的错误拼写。
P-51C 44-11063“113”，76FS中队，湖南省老黄坪村，1945年春。1944至45年冬季，76FS中队给他们的P-51涂上了Pingtiac印第安人头涂装，这正好与中队的无线电呼号吻合。在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L Scott)中尉的座机上，这个人头是白色的，此机也是该中队最后一架橄榄褐涂装的野马，这架飞机以他在1944年中越洋途中认识的一位女孩的名字命名。1945年5月22日，这架野马于一次夜间轰炸行动中坠毁，但是斯科特此后在1945年9月返回美国前又继续执行了28次任务。
P-51C 44-11105“591”，118TRS中队，云南省呈贡县，1945年秋。弗雷德.理查德森(Fred Richadson)于1945年1月加入118TRS中队，至战争结束时完成了12次作战任务。由于到来的飞行员数量越来越多，从1945年开始，两名初级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就像这架“591号机”一样，每名飞行员在飞机的一侧画上他的个人涂装，因此，这架飞机在右侧涂有“Billie”，并在座舱下方写有拉塞尔.帕卡德(Russell E Packard的名字，而且在排气管下方画上了“Still, Who Cares”的标语及以小幅插图。1945年春，当118TRS中队更换编号系统后，这野马的战术编号换成了“191”。
P-51K“143”，76FS中队，湖南省老黄坪村，1945年6月。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R Thomposon)于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间在76FS中队服役，并驾驶过P-40和P-51，他回忆道他的队友比尔.利莱(Bill Lillie)上尉之前是一名建筑师，他不仅设计了中队的垂尾印第安酋长图案，而且还用许多个人图案来点缀中队的P-51，就像本杰明的这架“Bugs Bunny”一样。螺旋桨整流罩上的颜色未知----绝大多数飞行员的回忆如图中所示，但本杰明告诉作者说两边是深蓝色，中间是自然金属色。
P-51D“21”，74FS中队，四川省重庆市涂山机场，1945年夏。1943年11月从飞行学校毕业后，约翰.康恩(John C Conn)上尉到佛罗里达州威尼斯的战斗机补充训练部队里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官，1944年秋来到中国。加入驻赣州的74FS中队的时候正直战斗激烈之际，1945年1月17日轰炸上海机场的行动中，他在地面上摧毁了7架日机，接收新的P-51时，他已经在地面摧毁了9架敌机，于是他把这些战绩都刷在了座舱下。他以自己女友/未婚妻的名字给这架飞机命名。
P-51D“71”，75FS中队，广西省柳州市，1945年8月。1944年夏至1945年8月，约翰.罗森鲍姆(John D Rosenbaum)服役于75FS中队，而且这次轮战相当多事。一开始，在1944年8月4日，他驾驶的P-40就被击中，但他挣扎着将那架飞机飞回桂林。1944年9月16日至11月11日间，他击伤了两架日机，最后一个战绩于1944年12月20日获得，可能在新彰机场上击毁1架日机。这架“Miss Kitty III”是罗森鲍姆在战争后期的座机，和75FS中队的其他野马的涂装一样，并在机鼻下方涂有2位数的战术编号。
P-51K 44-11773“199”，118TRS中队，湖南省老黄坪村，1945年8月。当6架战绩的马文.卢布纳(Marvin Lubner)于1945年6月回到中国时，他被指任为118TRS中队的中队长。此时23FG大队已经更换了他们的战术编号系统，118TRS中队被分到了“150至199”不等的编号，马文为自己的座机选择了最后一位编号。1945年9月7日，他驾驶此机侦察香港，成为了23FG大队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任务，5天后，日本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马文同样也参与了朝鲜战争，驾驶侦察机执行作战任务。
A-10C 78-0697，455AEW联队75EFS中队，阿富汗巴格拉姆，2014年2月。此机于1980年3月18日交付给戴维斯.蒙森基地的355TFW联队，相继在357FS和356FS中队旗下服役，1992年8月转交给教皇基地的23FW联队并随队转移至莫迪，目前仍旧服役于75FS中队(关于23FW联队在阿富汗的治安战中的表现，敬请期待《持久自由行动中的A-10雷电II 2002-07》和《持久自由行动中的A-10雷电II 20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