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粮仓
11月13日，日本第11军离开汉口驻地，前往中国军队驻守的常德(Changte)，这里位于洞庭湖的另一侧。此次调动的目的是在粮食产量丰富的地区将提供给中国军队的粮食抢夺过来，用于补充给养。中国东面的23FG大队对此的回应是毁灭性的，炸弹和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进攻的日军部队头上，但是在12月1日，日军包围了常德。此时P-40飞行员将自己的飞机改为运输机，把塞满弹药和食物的桶子空投给中国守军。
常德上空的第一场空战于12月4日打响，当时，一群キ-44试图攻击B-25轰炸机编队，接而遭到了护航的74FS和75FS中队战斗机的拦截。接下来更多的空战接踵而至，12月11日，前来中国学习对地攻击经验的波兰二号王牌飞行员维托尔德.乌尔班诺维茨(Witold Ulbanowicz)少校在即将结束两个月的短暂中国行之际驾驶75FS中队的P-40K “169”号机于洞庭湖上空击落两架キ-43一式隼战，这不仅使得他成为唯一一名在中国战场击落日机的波兰飞行员，也是整个二战期间唯一击落日机的波兰飞行员。12月12日，日军开始了反击，对衡阳展开了一系列的轰炸，当第一批キ-43和キ-44从衡阳上空脱离开返回在南昌(Nanchang)的驻地后，74FS中队的林.琼斯上尉率领着他的P-40编队前去追赶，并且在南昌附近突击了日军机群，最后击落了一架一式战“隼”。
1943年12月，75FS中队长埃尔莫.理查德森(Elmer W Richadson)少校(左)和维托尔德.乌尔班诺维茨(Witold A Urbanowicz)少校(右)在衡阳机场上合影。
这架编号169的P-40K原本是林登.刘易斯(Lyndon R Lewis)的座机，但是1943年12月11日，维托尔德.乌尔班诺维茨(Witold A Urbanowicz)驾驶此飞机将两架キ-43打入洞庭湖底，成为唯一击落日机的波兰飞行员。
同样是12月12日，75FS中队的补充飞行员记录下来中国战场上最不寻常的一次空战胜利。作为一支编队的僚机，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在第一次与一群キ-43相互掠过后于大雾中失去了与长机的联系，洛佩兹发现一架キ-43追赶了另一架P-40，于是从后方接近它。这架キ-43飞行员发现了洛佩斯，开始转向朝洛佩斯迎头飞来、两名飞行员都开火了，洛佩兹可以看见自己的子弹击中了目标。但那时两架飞机几乎是背靠背的飞行，日机大过载向右转，但两机的左主翼撞在了一起。洛佩兹感觉到了撞击，接着回头望去，发现日机的主翼被撞掉了，飞机旋转着疯狂向下冲去。这架P-40的主翼被撞歪了但却完好无损。洛佩兹把他的座机完整地降落在衡阳，这也是他5个战果中的第一个。
总的来说，在12月12日，23FG的飞行员取得了16个可确认战果。
1943年12月26日76FS中队在新指认的中队长约翰.斯图尔特的率领下降P-51A从桂林移至江西省南部赣江边上的遂川县，日本人在这一地区的情报看起来非常有效，因为第二天从广州起飞的日本陆航第3师就轰炸了遂川。
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上尉取代威利.威廉姆斯成为了76FS的新任中队长，经过了2年的海外服役，他在1944年5月离开中国时取得了9个战果。
预警网络通报了日机的位置后，7架P-51A和7架P-40升空拦截。大约11:45左右，六架キ-48九九式轻爆开始投弹，摧毁了一架B-25和一架待命警戒中的P-40。同时在机场上空，斯图尔特带领着他的混合编队开始从12000英尺高度朝护航的11和25战队的キ-43发起攻击。
随后是一场激烈的空战，斯图尔特的飞行员们将很快消灭对手，其中5架キ-43被击落，这是无与伦比的精确射击。最后25战队损失3架而11战队损失一架，其中一名阵亡的日军飞行员是25战队2中队的中队长尾崎中和(Ozaki Nakakazu 尾崎なかかつ)----一名19架战绩的王牌飞行员。他的坠机点在遂川西南10千米处。76FS中队唯一的损失是罗伯特.谢弗(Robert Schaeffer)的P-40K “112”号机。战斗刚开始，他的座机就中弹了，但他成功的将飞机迫降在附近，而自己毫发未损。
12月30日，76FS在轰炸遂川的日机编队身上又获得了4个战果。这样就刷新了23FG大队的月战绩记录，在962个起落架次中击落41架日机。
这些却没有包括76FS中队乔治.斯宾塞(George Spencer)上士的一个战果，他当时在遂川机场的南端操纵着一挺水冷的M1917 .30英寸机枪。一架低空扫射的キ-43从他头顶上飞过，然后拉起俯冲准备下一次通场，斯宾塞瞄准了敌机，在机枪卡膛前打出了125发子弹。虽然他没有看见自己直接命中了那架日机，但是机场北边的一群地勤看见这架日机一头扎进了地面并且爆炸了。斯宾塞上士很快就因为这个战果而获得银星勋章。
这架P-40M“GRAND SLAM”的指派飞行员是74FS中队的保罗.贝尔(Paul Bell)上尉，他于1943年4月入队，此机虽然隶属23FG大队却从来没有画上著名的鲨鱼嘴，不管只在早期还是晚期拍摄的照片，上面都没有23FG大队这一著名的P-40涂装。1943年10月，贝尔成为了74FS的中队长。
1943年末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第14航空队根据地理位置重新将它的作战中队部署在独立的联队的指挥下。23FG大队和11BS中队被划归给68CW混合联队，该联队只在文森特上校的指挥下从中国东部的机场起飞迎战。
1944年一开始，23FG大队就因为中国东部恶劣的天气而不得不停飞一周。地勤人员借用这一个星期将班迪克斯(Bendix)无线电罗盘安装在一些战斗机上，这样使得飞行员可以在地面发射器的引导下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能够准确的返回基地。这种罗盘，像在中国的每一件东西一样，都是非常稀少的，因此这些罗盘起初只安装在中队长和小队长的座机上。直到4月，班迪克斯罗盘才安装在中队的每一架飞机上，而飞抵中国的新飞机就已经安装了这种罗盘。
另一项维护方面的举措就是新的P-40N上所安装的轮胎，并从1943年12月起开始运抵中国，这里的碎石跑道极易磨损飞机轮胎，因此，第14航空队不得不为自己的P-40建一个轮胎补给仓库。然而，P-40N-5和后期型号相对于早期型号安装的是较小的轮胎以此来减轻整机的重量，结果，这些飞机没有新胎可换。在一些情况下，一些机组在自己的轮胎用完后从早期型号的P-40上卸下大轮胎，再安装到自己的飞机上。
自信的罗伯特.莱尔斯(Robert L Liles)少校，他在1943年7月至1944年间任16FS中队长，他最终战绩5架，轮战时间在中缅印战区的战斗机飞行员里是最高的。
尽管现在23FG因为自己出众的空战表现而名扬四海，可是在1944年，这支作战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对地攻击，骚扰日军漫长而又脆弱的河流、铁道和公路运输网络。同样还有日军占领的机场、码头设施、桥梁和部队集结地。
1944年的首次任务是在1月9日，9架75FS中队的P-40前去扫荡从汉口到九江50英里范围内的日军目标。飞行员们击沉了6艘汽艇，还有大量更小的船只，造成了30至40人的人员伤亡。所有的战斗机都安全返回衡阳，这样就完成了75FS中队在1月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第二天，遂川的野马也起飞了，斯图尔特带领着8架76FS中队的去攻击建昌(Kienchang)附近的铁路桥，野马的第一次俯冲轰炸效果强差人意，两枚炸弹炸中了桥的南端，接下来没有一枚炸弹命中了桥梁。但是很快，76FS中队的飞行员将接收到他们的新战机，这些新野马将证明它们的俯冲轰炸能力和空战能力一样出色。
1944年的头两个月，空战是零星的，在7场空战中，23FG大队的飞行员们击落了9架日机，在此期间，23FG大队损失了2架P-40和一架P-51A，此外还有两架P-40被日军地面火力击落。
天气同样也是一个危险的敌人，1月18日，5名飞行员驾驶崭新的P-40N离开昆明前往桂林。领队的是哈林.维多维奇(Harlyn S Vidovich)上尉，74FS中队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之前击落过2架日机，最后没有一架飞机抵达了桂林，这个谜团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其中的一名幸存者被发现后才得事故的原因。
75FS中队的林登.刘易斯(Lyndon R Lewis)准备驾驶这架编号169的P-40K Deacon’s SAD SHAK起飞，他在1943年5月至12月于中国服役期间获得了2个战果。
很显然，P-40飞行员被困在了云层中迷失了方向，其中两人成功跳伞，但是维多维奇、劳伦斯.史密斯(Lawrence S Smith)中尉和沃尔特.沃舍(Walter C Washer)中尉身亡。只要在中国的飞行员一升空，这股强大的力量都是每位飞行员所畏惧的。
三月有发生了两样变化，其中只有一样被证明是有用的。经过在桂林的短期训练后，3月3日，74FS中队首次挂载M-9火箭筒出击。P-40在主翼下挂载了长长的巴祖卡火箭筒发射管，这些早期的火箭弹威力巨大但是却缺乏精度，这些发射管还会降低飞机的飞行性能。约翰.惠勒(John W Wheeler)是74FS中队在这段时期的一名飞行员，他对火箭筒的表现有一些看法：
“我们认为这是火箭弹第一次用在战斗机身上，发射器是由三根管子捆在一起的，直径大概6英寸，我们每架飞机的翼下都挂载一个这样的发射器，它们命中目标时的爆炸效果很好，但我只用了它一次就不再使用了，我认为用它来瞄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们是可怕的累赘，我们也极少扔掉副油箱或者火箭筒发射管，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极其稀有。”
1943年12月18日，躺在桂林机场上的P-51A “114”号机，飞行员约翰.切拉尼(John Celani)在起飞时撞上了一架B-25残骸。地勤们正在把飞机上有用的部件拆走，由于中国的零部件补给很稀缺，他们会搜集一切补给品，以便为其他飞机提供配件。
在这次失望的开始后，火箭筒的使用随着精度的提高和补给的流畅而逐渐频繁起来。至少对于76FS中队来说，更加有效的部署就是首批5架P-51B抵达昆明，这些安装了灰背隼发动机的新野马，出众的性能在那时的远东战场没有什么飞机可以比得上。经过昆明地勤的改装后，这些新野马于3月14日被交付给遂川的的76FS中队。缺少零配件也阻碍了新野马参加战斗。但是在接下来的8个月，它们将取代P-40成为23FG大队的标准战斗机。
春天的到来并没有增加作战的强度，在整个4月间23FG大队只完成了59个起落架次，没有在天上或者地面摧毁一架日机，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给了23FG大队喘息和重新增强实力的机会。年初，23FG大队只有53架作战飞机，到了4月，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5架。这是幸运的，因为对于23FG大队而言，他们需要积蓄所能获得的所有力量来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1943年12月23日，76FS中队派出了16架P-40和P-51，与74FS和16FS中队的P-40一道保护轰炸机前去轰炸广州。理查德.珀金斯(Richard Parkins)中尉回到了桂林，但不得不驾驶“102”号P-40K进行机腹硬着陆。注意机身国籍标周围的深色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