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VG在中国稳住阵脚后，其他的美国人正急于驾驶P-40E战斗机越过非洲前往卡拉奇。这些飞行员此前就经历了一次冒险，5月10日从CV-4突击队员号上放出了68架飞机，成功的起飞离不开飞行员的优秀技术，因为P-40很重而且爬升率很低----并不是作为舰载机而设计的。最后，有25名飞行员被分派至23FG大队，剩下的被分派至51FG大队，该大队最近才抵达印度，手里有一批可以使用的P-40。
6月12日以前，23FG大队在马里尔兵营的生活照旧不变，当日，具体的命令被下达，19人前去昆明的AVG指挥部报到、此时，23FG大队在7月4日取代AVG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了，而且那时还不是很清楚如何才能够完成。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卡伯森少校在马里尔生病住院了，而副大队长彼得.波尔(Peter Borre)少校被指认位卡拉奇基地的指挥官，现在，23FG大队缺少指挥官去应对漫长的未来计划。
AVG第一驱逐机中队队徽----亚当与夏娃，1942年7月4日后这支中队将成为23FG大队75FS中队。右边是现代75FS中队队徽，依旧隶属23FW联队，使用A-10C雷电II攻击机。
23FG大队的高级分遣队在6月15日抵达昆明，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新职位感到异常惊喜。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昆明海拔6230英尺，凉爽的天气让从炎热的印度赶来的队员们确实感到一些安逸，机场建立在滇池(昆明湖)的最北面，设有迫降区的跑道全长6137英尺，宽375英尺，为了使得飞机能够更好的迎风起飞，跑道从东北向西南延展，昆明市在机场以北3英里处，市内到处都是从敌占区逃亡过来的难民。
在AVG中队长阿维德.奥尔森(Arvid Olson)的指挥下，新来的成员和AVG的地勤们一起工作，尽可能快的学习各自专业方面的特长。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多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人员加入进来并立刻得到任务指派。6月18日，首批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抵达昆明，开始在即将转交给他们的AVG的P-40上训练。这个时候，AVG可以使用的P-40减少至仅48架，其中一些是早期的P-40B/霍克-81-A2，剩下的35架是三月底增援的P-40E。后者的飞行时数明显小于前者，但是在AVG的高强度作战中，P-40E的损耗也很大。
中国机场的特征是碎石跑道，纯人力搭建。由于缺少压路机等机械化设备，昆明机场的修建是中国劳工通过人力用水泥滚将碎石压出来的，背景上是一架正在降落的C-47。虽然碎石跑道对轮胎的磨损比较严重，但是在轰炸后很容易被修复。
窛蒂斯P-40战鹰
在发动机散热器进气口旁边涂有鲨鱼嘴的P-40战鹰是二战时期的标志性形象之一，这是一种外形优美的飞机，尖尖的鼻子、锥形主翼和丰满的尾部。在照片、绘画甚至卡通里，P-40(或者23FG大队的“鲨鱼”)成为了美国参战的标志----威猛、骄傲、艳丽。
P-40的设计还要追溯到霍克-75战斗机，上面安装有一台星型风冷发动机。设计于1934至35年，并于1938年服役，型号被定为P-36。为了制造一款速度更快的战斗机，窛蒂斯建议用新的艾利逊V-1710液冷发动机替换P-36上的风冷发动机，于是诞生了P-40。这个建议得到了陆军的欢迎----尤其是窛蒂斯能够迅速生产出这种战斗机----接着很快就签下了500架的订单。
左边是AVG第三驱逐机中队队徽----地狱天使，1942年7月4日后这支中队将成为23FG大队74FS中队。右边是现代74FS中队队徽，依旧隶属23FW联队，使用A-10C雷电II攻击机。
P-40的最大速度比P-36高出了50英里/小时，但却存在着其它的缺陷。它的重量大于P-36，因此爬升率更低，机动性更差。更重要的是，艾利逊的发动机最佳使用高度仅为15000英尺，远低于当时欧洲和日本的同类战斗机。这不是发动机的问题，而是陆军思维落后的结果。他们当时依旧认为战斗机是中高度的短程武器。
虽然存在缺陷，但P-40还是从1940年中起进入陆军战斗机基地服役，飞行员们发现很难驾驶飞机起降，直到他们能够适应发动机的高扭矩和狭窄的起落架间距。起飞后，他们对P-40的表现印象深刻----尤其是俯冲速度。
1940年，窛蒂斯利用新的艾利逊V-1710-39发动机重新设计了P-40B/C，厂方代号是霍克-87。这架飞机拥有一个新的机身，下推线更低，座舱更大更宽敞。英国人把新机称为小鹰(之前的型号被称为战斧)，而在美军部队里则被称为战鹰(Warhawk，Kittyhawk和Tomahawk的词尾都是hawk鹰，但意思完全不一样)。从P-40D开始，所有未来的型号----而且是大量的----都是在霍克-87基础上做出的改进。
P-40从来不是天上最优秀的战斗机，但它很可靠，拥有猛烈的火力，能够承受大量战伤并带着飞行员安全返航。至1944年生产结束时，它们在盟军中执行的任务数量比二战其它任何一种战机都要多。
重庆白市驿机场上，16FS中队的飞行员们正在一个亭子里休息，照片摄于1942年7月他们刚抵达中国后没多久。51FG大队旗下的16FS中队被临时派给23FG大队，用于保护当时的中国首都重庆，但很快就被调往中国东部战线。
新任指挥官
当陈纳德得知生病中的卡伯森不会前往中国成为23FG的大队长时，他不得不在手下的人选中提拔一人来成为该大队的新任大队长。指挥体系要求新任的军衔必须是中校或者是上校，而陈纳德知道他需要一名有战斗经验、天生具好斗的飞行员，幸运的是，他知道在哪里找到这样一位人选。
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L Scott)上校是一名34岁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他战前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驾驶战斗机，此时的他正忙于指挥从印度阿萨姆邦----缅甸----中国的空运，从丁间(Dinjan)机场驾驶运输机飞越“驼峰”抵达中国，剩余的时间里，斯科特驾驶从AVG借来的P-40E沿着“驼峰”航线在丁间机场的西部巡逻，保护航线。6月20日，斯科特得到了前往23FG大队任职的新指令，一周后，他飞抵昆明，开始组建自己的指挥部。
P-40E座舱里的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L Scott)上校，他于1942年7月中至1943年1月间任23FG大队的大队长，带着10架的战绩以中国地区最高王牌的头衔返回美国后，他继续撰写他在中缅印战区战斗经验的畅销书籍《God Is My Co-Pilot(上帝是我的副驾驶)》。
同时，7月4日， AVG冷酷无情地解散了，陈纳德将一切停止运作，并且意识到23FG大队不可能在当日完全取代AVG。他与几名自己最信任的AVG飞行员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最后说服其中5人留下来呆在他身边并且接受美国陆军航空队新的任务指派。这些人是弗兰克.谢尔(Frank Schiel)少校、大卫.希尔(David L Hill)少校、爱德华.雷克托少校、吉尔平.布莱特(J Gilpin Bright)少校和查尔斯.索亚(Charles W Sawyer)上尉----这将给予新的23FG大队一个有经验的战斗核心，并且帮助他们度过在中国起初最艰苦的五个月。
此外，18名AVG飞行员同意在7月4日后延缓两周离开中国，直到陈纳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那里获得足够的飞行员。同样重要的是。33名AVG的地勤同意纳入美国空军的编制下，继续和23FG大队一起呆在中国。起初的几个月里，他们的经验和技术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
1942年7月3日，23FG大队遭到一次损失，当时列兵马歇尔.布朗(Marshall F F Brown)正在给一架P-40清理主翼机枪枪管，而正在整理座舱的地勤不小心碰下了扳机，机枪打了个短点射，两发.50英寸(12.7mm)子弹正中布朗头部，布朗当场身亡。两天后，布朗在当地公墓下葬。
23FG大队的D.E.韦斯特莱克(Westlake)中士和他的中国助手正在昆明第10飞机修理厂修理P-40E的起落架液压系统。拆掉了起落架整流罩后，整个结构的动作部分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背景上是一排战斧和小鹰的机身。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同样也是中国空军实际的领导者，在重庆为那些即将返回美国的AVG队员举办了一个欢送宴会，此外也就没有任何其它的活动将这支队伍送进历史。同样，7月4日在昆明也没有为新成立的23FG大队和下属的三支中队举行欢迎仪式。一支P-40编队升空后进行了几次低空通场，让摄影师来拍照，但只有这些，因为战争还在继续。
事实上，当天在衡阳的AVG P-40参与了他们的最后一场战斗，他们拦截了突袭机场的日机编队并击落了4架キ-27战斗机。
AVG的消失
7月5日，大卫.希尔驾带领着9架P-40从昆明飞往桂林，在那里他将受命成为75FS的中队长，中队的驻扎地是湖南衡阳。跟随希尔前往的还有吉尔平.布莱特、阿尔伯特.鲍姆勒、四名中尉和一批AVG飞行员。同一天，爱德华.雷克托和查尔斯.索亚从衡阳飞往桂林加入76FS中队，他们在那里的团队规模更小，只有3名中尉和更多的AVG飞行员。
左边是AVG第二驱逐机中队队徽----熊猫，1942年7月4日后这支中队将成为23FG大队76FS中队。右边是现代76FS中队队徽，目前隶属476FG大队，同样驻扎在乔治亚州的莫迪(Moody)空军基地，使用A-10A雷电II攻击机。
弗兰克.谢尔的74FS中队则完全不一样，所有的18名飞行员都是尉官，但他们都刚到中国没多久。作为一名“军校中队”的中队长，谢尔将教会这些飞行员怎样用陈纳德的方式去作战，同时为昆明提供空中保护。74FS中队接手AVG第三中队的位置、75FS中队接手AVG第一中队的位置，而76FS中队接手AVG第二中队的位置。
在陈纳德指挥范围外部署的是16FS中队，隶属驻印度的51FG大队，该中队被认为是“借”给陈纳德用来保卫重庆的，但中队在那里执勤只有几天时间。在哈里.杨(Harry B Young)少校的指挥下，16FS中队在7月12日移防至衡阳和桂林之间的零陵县(现永州市零陵区)。他们的P-40E-1很容易与其它三个中队区别开来，因为只有他们的飞机上刷了美军的蓝底白五星，16FS中队在官方上仍旧隶属于51FG大队，他们的P-40使用11至39的机身编号。另外，唯一在中国作战的美国陆军航空单位就是部署在昆明的11BS轰炸机中队，他们拥有一批B-25。
16FS中队队徽。
重担首先落在了希尔身上，他的中队驻扎在衡阳东面，在头几个星期里，他将主导23FG大队的进攻。作为一名已经有11架战绩的王牌，希尔是一个6英尺又两英寸高的大个，他的动作看起来懒洋洋的，但是很会说话而且有讲故事的天赋，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他后来回忆道他再23FG大队的早些日子：
“23FG大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这支大队是在战争中成立的。例如，我之前是AVG的中队长，那次飞行结束着陆后，他们对我说‘拿上契约在这里签字，你现在是希尔少校了，75FS中队的中队长。’陈纳德的指示非常非常简单，他说‘找到并且干掉你可以找到的该死的日本人。’作为一个美国人，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用各种可以想得出的办法来做事。”
桂林机场上，一名飞行员站在一架16FS中队的P-40E前，注意到发动机排气管后的烟迹。1942年初，23FG大队长斯科特上校就在一份备忘录里抱怨说16FS中队的P-40基本上都是破烂，在抵达中国前，这些飞机就在美国被用作训练。
“事情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这些中队全部分散开了，特别是在早期，后期的组织才稍微好些。我们所做的就是移防至较大的基地(比如衡阳)。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油料、子弹和炸弹。当然日本鬼子知道我们抵达那里的时间，他们第二天早上就会光临我们的机场，我们将在这些机场上战斗至失去优势，然后回到后方基地重新修整。如果我们坚守在那里，我们将把在中国的所有日本陆航飞机都消耗光。”
1942年7月6日早上，希尔驾机从桂林起飞，带领一支P-40四机编队为轰炸广东境内目标的5架B-25提供护航。这支小编对穿过低空云层，向南朝目标飞去，在广州上空，云层散开了，使得B-25可以在5000英尺投弹轰炸珠江边上的目标。在回家前，距离开广东还剩30英里处时，一名B-25飞行员在无线电里呼叫他正遭受攻击。
2006年11月17日，做客历史频道《空中格斗 Dogfight》第一季第四集《飞虎队Flying Tigers》的大卫.希尔(David L Hill)上校，2007年10月11日，希尔在德克萨斯州Terrell Hills市因心衰竭去世，享年92岁，出席他葬礼的人数超过了2000。
希尔环视了一下四周以确认周围没有其它躲在云层里的敌机，然后带领编队前去攻击キ-27，他很轻松地咬住其中一架然后用.50(.50英寸)机枪把它点着，最后，那架キ-27坠向地面，同时AVG飞行员约翰.皮塔克(John Petach)带领着第二支编队与剩下的三架キ-27交战。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所有的三架敌机都开始转向我，我在500码的距离上开火，但是太远了，因此我把机鼻稍稍拉高一些，接着又打了一秒钟的短点射，然后敌机向我前方右转，使得我可以将着弹点布置在他的飞行路线前方。我在它的主翼上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弹洞，但是其它两架飞机从我身边掠过，因此我把飞机拉起来开始爬升。爬升途中，我在3英里远处又看见了两架敌机。我转向他们，这次他们开始逃跑并往山区里飞去，当我飞抵第二架敌机的上方之际，第一架敌机只是绕着山顶转圈。接着我打了一个短点射，那架敌机开始起火燃烧，同时希尔呼入所有参战飞机现在撤退，于是我脱离战斗并重新编队。”
16FS中队的军械员们正在调试一架特殊涂装的P-40E，注意机身上下迷彩之间生硬的分界线，而且机身上还缺少美军的白五星。上面的战术编号(“52”或“62”)也非16FS中队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