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野马的参战
在10月下旬，大卫.希尔精神饱满地回到了昆明，现在已经是带着银鹰徽的上校。过去一段时间里，希尔在佛罗里达州艾格林基地担任地面部队指挥官，他获得了驾驶所有美军新型战斗机的机会，同样还有英国的喷火和其它一些轰炸机。
在艾格林最吸引希尔的就是北美的P-51野马。早在1942年12月，当23FG大队还在使用AVG的P-40时，凯西.文森特上校就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到如果补充的新机被运至中国时，他将P-51作为了第一选择。希尔在艾格林的飞行经验证明了文森特的明智要求，他驾驶的P-51A发动机和P-40一样，都是艾利逊的，但是速度、操纵性和航程都无以伦比。在离开前往中国之前，希尔同样也有机会驾驶最新的P-51B，他发现B型具备了A型所有的优良品质，而且水平速度和高空性能更加出色。
这些脏兮兮的P-51A是首批抵达中国的P-51A野马，它们被分配给76FS中队，之前服役于印度的311FBG大队。他们的第一次任务是在1943年11月23日，从遂川起飞，保护轰炸机轰炸汉口，整个行动非常平淡。
也许是巧合，第一架野马与希尔同时抵达中国。76FS中队的飞行员在10月初得知他们将是第一支换装P-51的中队时受宠若惊。地勤拿到了P-51A的维护手册来学习保养，飞行员则在上面寻找任何有关于新飞机的信息。10月17日，第一架P-51抵达昆明，至月底就拥有了15架。
尽管对于中国战区来说很新鲜，但P-51A已经不是什么新机体了。311FBG战斗攻击机大队最近来到了印度，他们带来了整4支中队的P-51A和A-36(P-51俯冲轰炸型)。决定是将这些飞机重新编组其中的3支中队，所以剩余的P-51就被扔到中国来了。和任何一名谨慎的指挥官一样，311FBG大队的指挥官指示他的中队长留下状态好的野马，剩下了拿到中国去。
很快，剩余的野马飞抵零陵机场，在那里，换装和各种类型的学校将建立起来。地勤正忙于给这些飞机涂上鲨鱼嘴，然而P-51A流线型的外表和低矮的散热器进气口使得画上这样著名的涂装并不容易。
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76FS中队的飞行员从衡阳和遂川(现在是衡阳的前进机场)赶来接收他们的新机。这些野马缺少配件，而且没有保证很快就有替换机型运过来。在这种想法下，文森特对在衡阳重新部署一种新机持怀疑态度，而且那里还严重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于是，他让75FS和76FS中队互换一下这样P-51A就可以留在桂林----离衡阳并不远。11月18日，75FS中队的P-40前往衡阳于16FS中队驻扎在一起，76FS和74FS中队一起驻扎在桂林。此外8架由约翰.斯图尔特率领的P-40小分队进驻江西遂川前进机场，76FS中队将自己剩下的P-40转交给16FS中队，449FS中队的P-38继续驻扎在永州零陵机场。
1943年秋，23FG大队换上了新的涂装，就像照片里这架75FS中队的P-40M一样，飞机的螺旋桨整流罩被涂成了白色的，机身上画上了美军的标识，两侧还加上了白杠和红边，而编号则被移到了垂尾上。此机是克里斯托弗.巴雷特(Christopher Barrett)中尉的指派座机。
北美P-51野马
1940年春，北欧的战事越来越激烈，英国派出了一支特别的采购团队前往美国，为皇家空军购买战斗机。他们驻留地之一就是加州的几间办公室，当时还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北美航空(NAA)公司。英国人希望北美航空为他们专利生产P-40，但公司总裁J.H.金德尔伯格(Kindelberger)却另有想法。
他知道窛蒂斯和北美在生产思维上的差异使得P-40很难制造，而且认为他的公司根据开战后数个月的经验设计一款能够超越P-40的战斗机。金德尔伯格反过来向英国人推销一款全新的战斗机，英国采购团队勉强同意了，北美的设计团队着手开工。他们于4月底完成了初步设计，4个月后的1940年秋天，原型机NA-73滑出工厂。
NA-73上的几项关键设计使得新机的表现等同甚至超过英国和德国的同类飞机，设计师们最大限度地打造一款极速飞机，采用了层流翼，并运用一种名为“二次曲线延伸”的新式数学系统设计了流线型机身，腹部的散热器通过冲压空气的方法增加了发动机的马力。在动力方面，他们选择了当时美国最强大的发动机----艾利逊V-1710----最后也被安装到了P-39和P-40上。
在1940至41年冬的飞行测试期间，NA-73的表现和金德尔伯格所承诺的一样，皇家空军立刻要求这种飞机全面投产，并将其命名为野马I。得知了这种新机优异的高空性能，美国陆军也购买了2架早期型机体，重新命名为XP-51，然后运往俄亥俄州的赖特机场进行测试，接着，陆军向北美签下了460架P-51战斗机和500架A-36俯冲轰炸机的订单。由于最高速度达到了387英里/小时，它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款战斗机都要快，其中包括了英国的喷火和德国的Bf109E。
1943年末的桂林机场上，76FS中队的野马准备出击，座舱里的是约翰.切拉尼(John Celani)中尉，背后“122”号机的座舱里是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上尉。76FS中队起初接收了15架野马，飞行员们立刻就对其超越P-40的和航程赞叹不已。
1942年8月，野马I被投入欧洲战场，参与支援了失败的法国迪耶普(Dieppe)登陆行动。此时，皇家空军发现了这款战斗机的一个缺陷----高空性能贫乏。艾利逊发动机的最佳表现高度为15000英尺，但英国和德国的发动机的最佳使用高度都更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陆军航空队住伦敦武官汤姆.希区柯克(Tom Hitchcock)少校建议为野马换装罗尔斯.罗伊斯更加强劲的灰背隼(Merlin)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带2级增压能力，同样也给喷火带来了杰出的高升限。
换装灰背隼后的测试取得成功，美国汽车制造商帕卡德(Packard)在美国为NA-73专利生产这种英国发动机，新型号被命名为P-51B，B型上另一个重大改进就是在飞行员座位后方增加一台油箱。
现在，野马成为了一款世界级战斗机，速度、机动性、升限和航程都无与伦比。从1943年末至战争结束，数千架灰背隼P-51于各条战线上作战。1944年，北美重新设计了机身，换上了一个气泡型座舱盖，以改善座舱内的视野，而且还换上了一台更强劲的灰背隼发动机，新的型号是P-51D。后者是所有野马系列中产量最大的，北美的洛杉矶工厂生产了6502架，达拉斯工厂制造了1454架，还有一种类似的型号是P-51K，但安装了另一种螺旋桨。
首批安装灰背隼发动机的P-51B，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四叶子螺旋桨，它们于1944年3月抵达中国，换走了76FS中队被用烂的P-51A，其中一架在早期测试阶段从一座机场上方低空掠过。
此外，野马的侦察型是F-6。战争结束后，另一种重量更轻的战斗型(P-51H)进入一线服役。
1943年11月4日，希尔上校从昆明飞往桂林，现在桂林是23FG大队本的所在地，在那里，他从波纳维茨中校手里接过了23FG大队的指挥权。而波纳维茨则留在中队里掌管行政。他们两人与文森特上校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准备奇袭日军在台湾的新竹(Shinchiku)机场。而霍洛威在几个月前就驾机侦察过那个地方。
几年后，希尔回忆道这次轰炸新竹的行动是如何被敲定的：
“这其中肯定有些事情是保密的，布鲁斯.霍洛威之前侦察过那座机场，当我进来的时候看见了布鲁斯，他正准备起身返回美国。他对我说‘伙计，Tex，如果你能到那里去看一看的话，他们在那里停放了很多飞机。’凯西和我想尽办法来找一条路抵达那里，我们把在中国能搜罗的东西全部弄来以完成此行。”
11月24日，遂川(Suichuan)前进机场派出了一架F-5A侦察机前去查看日军的新竹机场。当飞机抵达台湾后，飞行员将照相机打开，拍完照后就返航了。几个月前F-5A侦察机就在台湾上空拍照了，但这次的意义显然不一样，文森特准备用14架B-25、8架P-38和8架P-51组队前去轰炸，照片显示新竹机场上的飞机已经足够多得让美机来炸了，行动将于第二天开始，即便那天是感恩节也无妨。
1943年11月4日，桂林机场的浓尘引发了74FS中队的2起事故，3架P-40在紧急升空拦截日本轰炸机时坠毁，另一架P-40在返航着陆时被撞毁，“这次灾难过后，这些孩子们肯定需要一个保护带了”中队的历史作者写道。
感恩节轰炸台湾
F-5A在遂川一着陆后立马就把相机拆下来，然后冲洗胶卷。照片显示大量日机整齐地停放在机场上。最后希尔数了一下，总共有100架轰炸机和112架战斗机。行动就这么敲定了。
在桂林，76FS中队的8架P-51A于14::00紧急起飞前往遂川，飞行员却不知道为何要飞往那里，但他们收到梅.蕙斯(Mae West，好莱坞著名演员)的亲笔签名时就预料到有大事要发生----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希尔带领野马机群于14:15起飞，90分钟后降落在遂川。同一天下午，零陵的P-38和桂林的B-25均起飞前往遂川。飞行员们早早地就睡觉了，因为起床号在第二天感恩节凌晨04:00就要吹响。
早上08:30，76FS中队开始进行战前简报，前往新竹的单程距离是424英里，此外在遭受日机攻击时所做出的反应也是必要的。飞越台湾海峡的距离也接近100英里，编队从遂川升空后首先朝东北方向飞行，假装去轰炸汉口，接着转向东南，进入台湾再转向北。他们从低空进入台湾以免被日军雷达侦测到，在新竹西南方爬升至1000英尺然后开始攻击。
挂好了炸弹准备执行对地攻击任务，16FS中队的P-40K“23”号机配属给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A O’Neill)中尉。机鼻排气管下方写着飞机的名字“DEANIE III”，座舱风挡下有三个日机击坠标识，起落架毂盖上涂有白五星----后者是16FS中队在战时的标准涂装。
P-38将在高空掩护，而P-51贴在B-25身边，6架B-25来自中美混合航空团2BS中队，其它8架B-25则来自久经战火的11BS中队。
根据计划，P-38将直接掩护B-25抵达目标上空，拦截敌方战斗机，再扫射机场。B-25随后跟进，到机场的一头投放带减速伞的破片炸弹，同时P-51扫射机场的另一头及疏散区。如果任何一架飞机在返航的途中被击落了，最后一架B-25就飞回去给跳伞的飞行员投下救生筏。飞行员同样也得知了上岸后在福州(Foochow)接应人的姓名。
希尔上校将带头执行这次任务，P-51护航编队的领队是遂川分遣队的队长约翰.斯图尔特。他说服P-51初级飞行员乔.海纳(Joe Hiner)中尉把自己的座机让给斯图尔特。其它参与任务的P-51飞行员是詹姆斯.威廉姆斯上尉、李.曼贝克上尉、唐纳德.海德里克(Donald Hedrick)中尉、鲍勃.科尔伯特(Bob Colbert)中尉、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中尉和戴尔.贝尔(Dale Bell)中尉。
编队于09:30开始起飞，由于机场潮湿，他们不得不一架接一架地升空。最后一架飞机在10:00离开，飞行员们接着着手这趟远程轰炸，曼贝克的座机此后不久由于液压系统的故障而返航，这也是唯一一架提前退出的战机。剩下的29架飞机按照原计划继续飞行，而且导航也同样精确，美机在中午越过台湾沿岸，然后朝北转向目标。
这架名为“Poco Loao”的P-40K隶属75FS中队，是詹姆斯.利特尔(James W Little)上尉的座机，他是75FS中队一位7架战绩的王牌。
几分钟后，有人在无线电里呼入，看见一架双发敌机从海岸线方向飞过来。希尔上校放出一支P-38编队前去拦截，罗伯特.舒尔茨(Robert Schultz)中尉立刻将其击落。当希尔发现敌机正从机场起飞时P-38回到了他们的攻击阵位，几秒种后，P-38飞行员们发现他们处在梦寐以求的绝佳位置----一串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准备着陆，它们飞得很慢而且很低，接下来是一场一边倒的简短的战斗。
P-38这天有着丰厚的收获，当B-25飞越新竹机场时，他们击落了11架日本轰炸机。地面上，日本人在B-25投下的炸弹中仓惶逃命。同时，希尔的野马发现了几架正在着陆的キ-43，并将其中试图跟在最后一架B-25后方而主动“送”到他面前的一架キ-43击落。然后，希尔带着他的P-51开始低空扫射，他们在地面上又摧毁了几架敌机，B-25和P-38也对地面的敌机和机场设施造成了相当的打击。
尽管有两架P-51出了问题，在返航过程中却没有损失一架飞机。讽刺的是，首先出问题的是斯图尔特，他在这次行动前都没有摸过一次P-51。他在俯冲扫射之前扔掉了翼下的副油箱，但是却忘了将机内油箱里的油接上。这架野马的发动机立马停车，飞机滑翔掠过机场，而斯图尔特急忙寻找那个接油的按钮。他的发动机刚好从地面上一架轰炸机的上方飞过时启动了，接下来的一个点射把那架轰炸机打爆了。
希尔接下来担心的就是当他完成扫射拉起正准备和返航的机群编队时，一个爆炸震动了他的野马。希尔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往后面瞥了一眼，来确定身后是否有日机跟着他。但是，后面什么也没有，这使得他认为弹药炸膛敲掉了他机翼上的一挺机枪。结果什么损伤也没有，也许是他太紧张了，接下来希尔带领编队返回遂川，没有再遭遇到其它的意外。
1943年感恩节轰炸新竹机场的行动中，日本轰炸机正在停机坪上燃烧。大卫.希尔上校驾驶着一架76FS中队的P-51A率领护航机群为这次远程任务提供支援，期间在台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机，并获得一个地面摧毁的战果。
“这真是一次危险的任务。”希尔在许多年后告诉作者，“我们很可能轻易地丧失许多人的性命，结果，我们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在攻击编队离开后15分钟，一架F-5A侦察机飞抵新竹上空开始拍照，这些照片，还有轰炸中B-25拍下的那些照片，帮助飞行员们确认了以下战果----希尔，击落一架，在地面摧毁一架并可能摧毁一架；威廉姆斯，在地面击毁击伤各一架；斯图尔特，在地面摧毁一架，科尔伯特，在地面摧毁一架，海德里克，在地面击伤一架并可能击毁一架。己方唯一的损伤是奥尔尼在遂川降落时撞坏了发动机的螺旋桨叶，第二天，这架P-51飞回了桂林。
第二天，各种各样的嘉奖接连不断地飞至文森特上校在桂林的办公室里，甚至还有从印度发来的。这次任务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不仅对新竹的日机和机场设施造成了损伤，同时也具有战略价值。日本人再也不认为台湾是盟军遥不可及的地方，日本陆航将不得不在将急需用在南太平洋上作战的防空部队部署到台湾岛上。
威廉.霍金斯(William B Hawkins)上尉于1942至43年间在74FS中队服役时驾驶这架P-40K-1“24”(美国陆军编号42-46252)号机，击落了3架敌机并击沉了一艘敌船。注意飞机粗糙的副油箱，肯定是中国人用竹子编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