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4日，以色列空军参谋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未来战机采购的高级军官们报告目前的工作进展。2天后，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了突袭，耗时19天的赎罪日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最后让以色列空军提前8年获得了他们的下一代战机。
虽然持续的时间不到3周，但赎罪日战争给以色列空军的机组们却带来惨痛的经验和教训。埃及防空军在消耗战争里的成功表明综合防空系统将在这里未来任何一场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而1973年10月的这场便是如此。
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摧毁了452架飞机，自身损失46架，战损比10:1。而到了赎罪日战争时，击落了433架阿拉伯战机，自身损失上升到109架，战损比急剧下降到4:1。平均下来，以色列空军在六日战争期间平均每天摧毁75架阿拉伯飞机，到了赎罪日战争则下降到了23架。这个数字也体现出以色列空军总体上的效率，因为从总体数量上和敌人比较，以色列空军永远处于劣势，如果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保持着六日战争的战损比，那么19天的战争将会被显著缩短，这样也可以为以色列节省宝贵的资源。
一架以色列空军101中队的幻影III残骸，此机在1973年10月11日被一架埃及空军第45中队的米格-21击落。
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首先，尽管在六日战争中表现出色，但以色列空军没有成功起到压制阿拉伯空军的作用，尤其是在消耗战争的后期阶段，以色列空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埃及人已经看出以色列空军无法适当地应对综合防空系统的威胁。
其次，下一代战机很明显的要把战损比重新拉回到六日战争的水平，F-4E、幻影III和米格-21都是同级别的战机，因此以色列空军更依赖战术和训练的成功发挥。然而，高质量的飞行员在地空导弹和战斗机组成的综合防空系统面前已经不再具备优势了。
至赎罪日战争结束时，以色列的政客和高级军事领导认为以色列空军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新拉开战损比，而且为了在将来威慑阿拉伯人的侵略性，以色列空军至少要获得一支中队的下一代战机。
这架编号8691的米格-21MF拍摄于1974年，是73年十月战争的幸存者。它仍旧涂有70年代初从苏联交付前采用的原始迷彩图案。
外交破冰
冷战期间，美国在70年代的外交重点就是结束地区冲突，下届的白宫政府也意识到一场“当地”的局部冲突可能会升级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毫无疑问，“热点”中“最热”的地方就是中东，而且，1973年10月24日，赎罪日战争在联合国的介入下结束，美国规规矩矩地跟在后面。此时阿拉伯人在战争初期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北线的以军大炮可以直接轰击大马士革，南线的以军距开罗不到100千米。
虽然以军沿着埃及和以色列前线进攻，但双方占领的地方和开战前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在西奈设立边界的优先权就交给了联合国，以军在外界的压力下撤出苏伊士运河东岸，这样，两支军队之间就建立了一条缓冲区，如果要强制停火，那么两军之间的前线一定要划分清楚。
1974年1月18日，在联合国的安排下，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停火协议。到了3月，双方都从占据的土地上撤出。此后，以色列和埃及在1975年9月4日又签署了第二份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于1976年2月完全撤离西奈半岛，将大量的缓冲地带留给了联合国维和部队。
1974年以色列空军的F-15和F-14评估飞行员和麦道试飞员在一架F-15原型机前，前排从左至右为：以色列.巴哈拉夫(Israel Baharav)，阿萨夫.本.努(Assaf Ben-Nun)，奥姆里.阿菲克(Omri Afek)，后排左数第二人是阿姆农.阿拉德(Amnon Arad)。
作为以军撤退的外交筹码，美国政府保证以军将在技术上具备明显的优势，这张“军事保险”的重要部分就是让以色列获得一批新式战斗机，而且比赎罪日战争和1974至75年停火前预计的更快。
在“现代化小队”继续为以色列空军寻找下一代战机的同时。另一只名为“狮子”的小队作为以色列原始战机的设计小组，开始在两种美国的顶尖战机----麦道的F-15和格鲁曼的F-14间进行评估测试。以色列空军要求获得50架下一代战机，西蒙.佩雷斯(Shimon Peles)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自1974年起，他受官方的委托去研究这两种飞机，福特政府根据近期的停火行动批准了这个请求。1974年9月，一支大规模的以色列代表团抵达美国，这支代表团的目标很明确，评估哪种战机(F-14和F-15)最适合以色列空军的需求。
确实，以色列飞行员在正式的评估开始前就驾驶过着两种战机。以色列空军司令本尼.佩雷德是最早驾驶F-15的非美籍飞行员，他早在1974年访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时候就飞过一架预生产型的TF-15。佩雷德对飞机座舱宽阔的视野印象深刻，但他对F-15的作战潜力还不敢恭维，因为这种飞机当时还在研发中，缺乏作战装备。
前以色列空军司令本尼.佩雷德为F-15的引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于2002年7月13日去世。
大卫.伊夫里(David Ivry)在1973年至1975年间是以色列空军参谋部航空分部的一把手，1974年初，他前往米拉马海军航空站测试F-14，之后与美国海军假想敌中队的A-4展开了异机种空战训练(DACT)，伊夫里后来回忆道：
“我对F-14的印象非常深刻，它的操纵杆很沉重。飞机的发动机也很敏感，这也意味着驾驶F-14不会像我们驾驶的飞机那样具有攻击性。”
在伊夫里测试F-15的同时，伊朗帝国空军已经签下了80架的订单。那时，伊朗是以色列的盟国，他们共同的敌人是伊拉克和苏联----包括高空飞行的米格-25R/RB。伊朗人在1973年对F-14和F-15做出了评价测试，1974年6月成为了第一个美国四代机的出口国，三个月后轮到以色列飞行员来评估这两种飞机了。
大卫.伊夫里作为以色列空军司令在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带领以色列空军在贝卡谷地完胜叙利亚空军和防空军。
“狮子”小队由阿姆农.阿拉德(Amnon Arad)率领，他之前是69中队的中队长，事实上，在“现代化小队”评估F-14和F-15的时候，他就是负责领头的。当时，阿拉德是小队里的唯一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所以又有3名飞行员获准离开了以色列。以色列.巴哈拉夫(Israel Baharav)代表着天火/鹰机群，奥姆里.阿菲克(Omri Afek)和阿拉德一样，都是大锤飞行员，而阿萨夫.本.努(Assaf Ben-Nun)是IAI的幼狮首席试飞员。
四人都有战绩在身，加起来总共24架，此外巴哈拉夫和本.努还是王牌，战绩各为12架和5架。小队里的其他成员还有F-4E领航员阿哈龙.卡兹(Aharon Katz)以及以色列空军和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的工程师。后者中就包括了摩西.克雷特(Moshe Keret)，他当时是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拉哈夫工厂的主管，在1985年至2006年任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的总裁及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