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威胁
就在“现代化小队”试着为以色列空军在80年代的作战下定义时，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又再度爆发了冲突。六日战争结束后就没有达成任何外交上的协议，埃及总统阿卜杜.贾迈勒.纳赛尔随后公开宣称“被武力夺走的要用武力再夺回来”。接下来，阿拉伯国家的领导在1967年9月1日于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了会晤，强调了“三不原则”，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与以色列保持和平。
这一地区的外交走进了死胡同，六日战争结束后，有限的军事冲突仍旧持续不断。也许阿拉伯国家在六日战争期间吸取经验最多的就是那些战斗机飞行员了，他们驾驶着苏制飞机、使用苏联的战术，根本无法和以色列的对手相比。经历过这些惨重的损失，埃及和叙利亚人决定不再从空中向以色列空军发起挑战，而是从地面上。
视频：以色列空军和他们的F-15（完整版）
这个决定的第一步就是埃及防空军于1968年成立，在苏联的帮助下按照苏联国土防空军的模式组建，他们迅速搭建起一个地空导弹阵地网络，之间相互重叠，而且有高射炮和新型米格-21的保护，此外，这些阵地还得到了地面管制中心及雷达站的支援。
纳赛尔对重新组建的埃及武装部队感到信心十足，1969年3月，他发动了消耗战争，但是到了1970年初，以色列空军便在这种原则上的静态战争中取得了优势----战斗一直打到苏伊士运河以西160千米的埃及领空内。完成了一系列对防空阵地的精确打击后，地空导弹的威胁大幅降低了，以色列空军的F-4E可以在苏伊士运河以西肆意轰炸埃及的战略目标。虽然把消耗战争持续下去的能力已经被削弱，但是埃及的领导层下定决心，不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决不停手。
F-4E发动的反攻被纳赛尔视为埃及成功的关键，1970年1月，他突然访问莫斯科。抵达苏联后，他游说各方，说唯一能获取胜利的办法就是苏联的直接出面。那时，在埃及已经有1500名苏联军事顾问，之后加入的有一整个苏联防空师和一支米格-21歼击机团。这个苏联防空师拥有高射炮、雷达站、指挥管制设施、后期型的SA-2和SA-3地空导弹，他们一开始负责亚历山大港、首都开罗和阿斯旺大坝等要地的防空，苏联人的到来可以使得埃及防空军可以全力投入苏伊士运河前线去和以色列人火并。
感谢苏联人的到来，运河上空制空权的天平又重新倾向的埃及人那边，至1970年中已经有5架F-4E毁于地空导弹之手，此外还有2架被重创，这些损失证明了苏伊士运河西岸埃及-苏联综合防空系统(IADS)的效率。1970年8月，消耗战争在美国的介入下结束，埃及-苏联的综合防空系统获得了胜利，埃及总统红光满面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然而这并没有结束，双方都在寻找时机，准备再打一场，因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没有一个得到了解决。
1965年开罗阅兵式上携带AS-1巡航导弹的埃及空军图-16轰炸机和米格-21F-13战斗机。
在遭受了埃及防空军的重创后，以色列空军想知道埃及防空军在西奈前线的最新部署，因此以色列需要一种航程足够大的飞机来完成侦察任务并且安全地返回以色列。相反地，埃及人却没有这方面的烦恼，1971年3月，苏联空军的米格-25R狐蝠B开始部署在埃及，米格-25拍下的照片直接提供给埃及情报部门。同时，以色列空军的F-4E试着去拦截高空高速飞行的米格-25，但鬼怪II无法达到米格-25的速度和高度。
很明显地，那时以色列空军需要一种性能超越F-4E的飞机来拦截米格-25，但是当时这样的飞机并不存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大F-4E的爬升率和最大速度，因此以色列理工大学(Israeli Technical Institute，简称ITI)喷气发动机分部开始研究风扇前压缩冷却技术，以便增加J79发动机的推力。
米格-25的威胁并不是单独为以色列而存在的，美国空军已经和通用动力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来为F-4开发一种前压缩冷却发动机，非官方的名称就是F-4X项目。为了使这种发动机能够安装在F-4上，飞机需要做出许多改造来安装新的发动机进气道。两个水箱被置于进气道上方，每个水箱装水2500加仑，这些水箱可以自行拆卸，以便之后接受新的改造。水从水箱中喷入空气进气口能够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开加力的时候最大速度和最大升限都提高了150%。尽管水箱增加了重量并改变了气动外形，但是获得这样的效果是值得的。
送到美国受改装的RF-4E(S) 69-7576，现在它是F-4X的外形了
F-4X的设计初衷是以2.4马赫速度巡航，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2马赫。虽然这样的表现也许可以能成功地拦截米格-25R。F-4X的存在受到了另一个项目的阻碍，而这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米格-25开发的。F-15的首飞距离F-4X项目的开始仅隔了三年。没有什么能将众人的注意力从F-15上转移开，所以美国空军放弃了支持F-4X项目。
认识到获取早期的F-15订单只是一个梦的时候，以色列空军希望F-4X项目继续下去，且愿意为其提供资金，同时装备的F-4E可以效仿改装。在美国空军取消此项目后，以色列的资金注入也没有效果了，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到F-15身上。
美军装备F-4八年后，这种飞机进入了以色列空军的战斗序列。基于相同的时间线，以色列人希望能在80年代初获得F-15。由于法国人的武器禁运没有丝毫改变，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就断定了两国和阿拉伯邻居在外交上的关系，当时，以色列空军看起来没有选择，继续发展国产战机。
F-4E 68-0396是麦道公司交付以色列的首批4架F-4E中的一架，全身被刷上以色列的沙漠迷彩，交付以色列后编号变为601，赎罪日战争后编号再次变为101。
到了1970年初，雷电A工程变为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的鹰，并进入一线部队服役，而雷电B工程也正在研发中，按计划于1974年初进入以色列空军服役。但这两种飞机既无法拦截米格-25R，也无法与F-15相比，接下来就是要研发一款雷电B工程的后继机，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最终开始为80年代的以色列战机进行初步设计。
以色列空军的高级军官认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本土设计本土生产的飞机很难与西方同时代的战斗机相比，因为这种飞机得安装一款外国生产的发动机和辅助系统，但由于法国的武器禁运和美国外交的变幻莫测而无法实现。结果，IAI估计雷电B工程后继机的从草图到成熟需要花10年时间，80年代中之前进入以色列空军服役的希望很渺茫，“现代化小队”强烈反对在本土研发雷电B工程的后继机。
该小队反复强调以色列空军应该坚持购买F-15，或者备选方案的F-14----后者于1972年末进入美国海军服役。最后在1972年，本尼.佩雷德率领的以色列空军代表团到美国参观了这2种飞机。
1973年5月10日，莫迪.胡德(Modi Hod)把以色列空军指挥权交给本尼.佩雷德(Beni Peled)。胡德自1966年起成为以色列空军司令，而且因为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期间杰出的领导能力而饱受赞扬。和胡德相反，佩雷德在担任以色列空军司令期间争议颇大。他是“责任—权利”的忠实信仰者，这意味着一名指挥官至能够负责在他管辖权内的所有行动。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结束后，佩雷德重新打造了以色列空军的框架，这样就更容易体现他的“责任—权利”格言。他是F-15和F-16高低搭配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也反对以色列的本土作战飞机计划。佩雷德的任期于1977年10月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