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凌晨01:00，我决定乘坐我的C-123K离开。我刚停在跑道上，一大群人就冲了进来，我的装载员艰难地把门关上。当我在跑道上排队时，一名开着平板车的士兵停在我面前，希望我停下来接他。我冒着与他相撞的风险，毫不犹豫地加速。我们的起飞很慢，在开始稳步攀爬之前，先摇晃了一段距离。然后，突然，人群里传来了一声喊叫----大火！经检查，未发现火灾；一些乘客注意到排气管的蓝色火焰，误认为是火灾的开始。
“由于我没有前往泰国的航图，我大致朝乌塔堡空军基地的方向飞去[距离曼谷90英里(140千米)；美国人向柬埔寨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政权垮台，乌塔堡将作为所有逃离柬埔寨的飞机的主要接收点。南越也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谢天谢地，磅清扬的指挥官普洛克.萨法特(Phlok Saphat)上校(当时在飞机上)似乎有一包泰国地图。然后，我请一位优秀的运输机教官隆斯提亚(Long Sithiya)上校接替我年轻的副驾驶，后者还不具备夜间飞行资格。在他的帮助下，我捕获了乌塔堡的战术导航信标，直接进场着陆。
“在乌塔堡停下后，我发现飞机上除了机组外，还有不少于87名乘客。当我发现我的堂兄苏科多也在乘客中时，我感到惊讶和欣喜。他最初的计划是坐在大队长谭桑宏(Tam Sam Hong)上校的T-28D后座。然而，在最后一刻，苏科多找不到头盔，因为他仍打着石膏，无法轻松地移动，有人让他登上我的C-123。这救了他的命；谭桑宏上校的T-28D在起飞后不久就坠毁了。”
塞斯纳O-1D 57-2903于1974年2月从老挝皇家空军转交给高棉空军，在泰国乌隆用于柬埔寨飞行员培训，然后于同年6月被送往蒲宸洞，正式进入高棉空军现役。
逃往美国
“我们在巨大的乌塔堡空军基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重新集结，这里有许多B-52轰炸机。我们住在离海滩不远的帐篷下。不久之后，我们目睹了南越飞机的涌入，这标志着南越的沦陷。美国人将其中大部分人疏散到了中途岛号航母上。一架悬挂在CH-53直升机下的A-37B上的吊索断裂，坠入海湾。我们当时很绝望，十分关心我们的家人。一组飞行员在广播中听到红色高棉和解提议后要求遣返，我们试图劝阻他们，但泰国人把他们赶出了边境，随后，他们立即被处决。
“我们随后被转移到关岛，在那里，我们登上了一架美国空军洛克希德C-141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并被安置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一座简易难民营。我们获得了政治庇护，但我更愿意在法国申请庇护，因为我感觉法国更舒适，而且最终搬到了那里。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后，几乎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但我们确实收到了关于那里正在发生可怕事件的报道，而大多数媒体却对此置之不理。
“我对此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些狂热分子在我们最终战败前占领的地区进行了激进的社会重组。有一天，我的妹妹，一家美国杂志的记者，让我去巴黎北郊的一个难民中心采访一位红色高棉叛逃者。他告诉我们，所有生活在红色高棉政权下的高棉空军人员保留区的人都被处决了，包括我的岳父。我再也没有收到妻子、儿子和其他家人的来信。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有时仍抱有着希望。
“我现在必须重建新的生活。有一天，一些人来看我，自称为法国情报官员。他们正在寻找有驾驶天袭者经验的前柬埔寨和南越飞行员，为加蓬总统卫队的空军中队服务。我拒绝了，说我作为柬埔寨军官的誓言意味着我只能为我的国家和人民服务，我不想成为雇佣军。除了在飞行俱乐部和朋友一起飞行外，我没有更多的机会发挥我对飞行的热情。”
苏桑邦随家人在巴黎定居，其中包括他的堂兄苏科多和妹妹索霍玛丽.索卡塞(Sokhomaly Suon Kaset)，他们在酒店业的各个职位上工作。他成为高棉空军退伍军人协会的创始成员，该协会由前准将苏萨托建立。2020年5月17日，79岁的苏桑邦在巴黎去世之前，接受了一次由法国空军历史部录制的长时间采访，这三部分的回忆都来自于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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