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桑邦在穿越当地防空区时曾多次参与“突袭”训练，他回忆道：
“地面管制拦截官(GCI)引导你转向一架敌机，我记得我与美国空军的F-100D或德国空军的菲亚特G.91交战。我们从后方低空接近两架德国的F-104，但它们打开了加力，远远把我们甩在后面。还有一次，我们被引导转向一个高空飞行的目标。从远处看，我以为这是一架F-84F，下面悬挂着两个巨大的副油箱。但经过仔细检查，它变成了一架秃鹰IIN截击机。我对这种大飞机的灵活性感到惊讶。
“我还记得把它和法国F-84F混淆在一起。我甚至遇到了他们的一名飞行员，他原来是一名叛逃的前南越飞行员，逃离了吴廷琰总统的独裁统治后，他向法国寻求庇护，并在那里接受了飞行员训练。为了获得法国国籍，他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然后，他被法国空军接纳了。”
回到柬埔寨
1966年10月，苏桑邦被授予令人垂涎的战斗机飞行员翼章后被召回柬埔寨。他回忆道：
“我和我的队友无法按计划继续前往卡佐的EC8中队参与高级射击和轰炸训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取消这项训练，也许是出于预算原因。法国军队自1966年决定脱离北约以来，一直在进行全面重组。我们被告知，已经没有地方给外国军官了。然而，我很自豪能从这所著名的学校毕业，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组织、纪律和规划的知识。”
返回柬埔寨后，苏桑邦发现那里的政治局势已经恶化。西贡当局封锁了湄公河，禁止驶往金边的船只进入，南越与其美国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西贡还支持柬埔寨高棉反共反君主游击队。在法国的财政支持下，柬埔寨开发了暹罗湾的一个新港口西哈努克港，以规避对该国的准禁运。邻近的云壤(Ream)海军基地也建立了一座机场。
与此同时，北越继续沿老挝和柬埔寨边境扩大后勤行动，以支援渗透到南越的部队。西哈努克无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愿意反对这一点。他甚至支持北越，授权中国和苏联货轮停靠西哈努克港，卸下军事装备，然后由一家专门的民用道路运输公司将这些装备运送到共产主义军队的仓库。作为交换，这些装备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供柬埔寨武装部队使用。
高棉皇家空军的C-47偶尔也会为越共投放大米。美国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增加了特种部队的越境突袭(例如，丹尼尔.布恩行动)，以评估北越军队的部署的范围。美国还不时地对北越基地进行空袭，促使柬埔寨人向边境的主要城镇周围部署防空部队。
1964年12月至1965年2月期间，皇家高棉空军从法国收到了10架AD-4N天袭者，并用板条箱海运。柬埔寨人要求到1967年底至少再增加四架飞机，但没有成功。相反，法国人于同一年交付了额外的备件和七台新发动机。AD-4N与叛逃到柬埔寨的2架前南越空军A-1H(AD-6)并肩作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桑邦受命换装AD-4N天袭者，因为高棉皇家空军缺少天袭者飞行员。苏桑邦认为自己将在回国后重新加入米格-17中队，而西哈努克担心自己的军队反对他与北越合作的政策，从而可能发动针对他的政变，因此缩减了武装部队的力量，导致对高棉皇家空军额外人员的培训暂停了四年。由于仅有130名飞行员可驾驶其库存中的145架飞机，高棉皇家空军的作战能力开始受到影响，航空兵被迫采取一项政策，即其飞行员将同时驾驶几种不同型号的飞机。这自然会引起安全问题；通常驾驶米格-17F飞机的飞行员可能会受命驾驶T-28D出动，但他也许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驾驶后一种类型的飞机了。苏桑邦和他的飞行员同伴一样，被要求驾驶干预大队里的每一种飞机。
战术航空大队指挥官索.萨托(So Satto)中校在日程表上组织了不同型号飞机的培训课程，以使每名飞行员在每种型号上保持最短的飞行时间。法国教官组织了复习和高级课程，并在MS.733和CM.170上完成。法国咨询团还通过发展当地基础维护设施，尽最大努力维持高棉皇家空军的运作。至1968年，柬埔寨人能够大修几种类型的飞机，但美国对备件的禁运影响了美制飞机的可用性。通过直接从法国购买L-19A、H-19和AD-4N的备件，柬埔寨人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法国也在使用这些型号。其它大修，如C-47所需的工作，则由香港飞机工程公司(HAECo)在香港完成。